其实《锁麟囊》改词，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。

但是单单的历史原因难以作出充分、具体的解释。从而我萌生了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梳理清楚《锁麟囊》改词的前因与“余韵”。

正是在这种梳理中，我们可以将一些确定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，如《锁麟囊》是否曾经禁演，《锁麟囊》改词到底是哪些具体的原因？

(资料图)

在回顾《锁麟囊》自身遭遇始末之前，我们或许应当先了解一段历史，那就是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“戏改”。

这一场由政府主导，戏曲艺人和新文化人参与的“运动”对于中国戏曲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。

现在学术研究一般认为，戏改的开端为1948年底11月成立新机构“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”，11月13日华北《人民日报》发布消息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》。

这篇文章给出了戏改的标准，即有利、无害与有害。

其中有利的包括，一切表现反抗封建压迫，反抗贪官污吏的如《打渔杀家》；歌颂民族气节的如《苏武牧羊》等等。总体而言，带有反抗阶级与封建色彩的旧剧被看作是有利的。

其中无害的包括一些历史故事相关剧目，被认为可以帮助传播历史知识。

其中有害的包括提倡封建压迫、奴隶道德的如《翠屏山》；提倡民族失节的如《四郎探母》；提倡封建迷信的、色情淫乱享乐的等等。总体而言，封建、迷信、淫乱、享乐、带有民族问题等的旧剧是不被允许的。

1949年1月，旧剧处设立，列出一份更为清晰的禁演名单，提议暂行停演55出有严重问题的旧戏，这55出禁戏分为六大类：包括提倡神怪迷信、淫乱思想、民族失节及异族侵略、歌颂奴隶道德、表扬封建压迫、极无聊或无固定剧本。剧目包括《劈山救母》《青城十九侠》《红娘》《四郎探母》《南天门》《游龙戏凤》《十八扯》等。

但是禁戏在各地的执行呈现出一种不可控的趋势，是否要保存与如何保存旧戏、如何保障从艺人员的生存问题等凸显。

1950年7月，文化部成立“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”，这被看作是政策放松的一个标志。

7月11日召开的会议重新厘定了戏曲审查的标准，如区分迷信与神话、区分恋爱与淫乱，具体而言，《西厢记》被认为是描写男女恋爱的，而对于《红娘》则评价为有些《红娘》的演出者故意把它演成淫亵下流，那才是应当反对的。

1956年，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将重心由“改”，转向了传统的挖掘继承。

1957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，宣布开放所有禁戏。

但是实际上，戏改活动并未结束，1957年6月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《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》再次强调对旧戏的禁改。

1958年对于戏曲提出了更高要求，并且提出对现代剧目的重视，“以政治带动艺术，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，以现代剧目为纲”。

1980年《进一步革新与发展戏曲》艺术提出：

“无论是古典戏曲，还是现代戏曲中一切有益的东西，都应该慎重地保存下来。旧传统中和新创作中的好东西都要保存，加以发扬光大，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。既反保守，又反对粗暴，这可以说是三十多年来戏曲改革的重要经验。”

尽管1956年被看作是戏改的终点，但是戏改运动在此后却又不断更新目标与需求。

且由于其是一场复杂的多主体参与的活动，其间经历了禁戏、改进戏、发扬现代戏等诸多阶段与过程，有主动改进、被迫改进与强迫改进等多种复杂的情境。

这一背景可以为《锁麟囊》“禁演”、改词、再次演出勾勒出一个背景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程砚秋本人对于戏曲改革是具有兴趣与行动力的，在欧洲考察后便对于舞台、灯光及其他剧场环境作出改变。

在解放后，又也有调查全国地方戏曲的宏愿。还担任1949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成员。

但是又正如当下对于戏改的评价，戏改曾有过高压阶段，一些学者认为程砚秋放弃演出《锁麟囊》正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中的敏锐。一个证据是相关文字资料中，并无明确禁演《锁麟囊》的材料。

但是《锁麟囊》禁演基本是一个共识。在程砚秋夫人果素瑛的回忆录中亦有相关内容。1958年，在程砚秋带队再次赴欧考察前期，友人罗合如便在探病时提到《锁麟囊》不能再唱。

那么有关《锁麟囊》可能涉及政治风波的言论是否是一种空穴来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1949年《人民日报》所发布的《关于旧剧改革》便提到了《锁麟囊》所可能涉及的问题。该文指出：

“他（程砚秋）主演的京剧，在古典艺术的修养上，不，更确当的说，在这种古典剧的技巧修养和某些创造性上，是很可赞赏，值得珍贵的，——当然并不是就没有商榷余地了。但是，在剧的内容，尤其是思想上，则使我感触特深而陷于苦闷！

比方，《锁麟囊》一剧，整个内容、剧情，澈头澈尾是替地主、官僚、高利贷者的所谓‘仁慈’与‘德政’宣传的，歌颂恩赐，歌颂不劳而获，这在历史上有什么价值呢？这在今天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这一片批评尚是一个开端，在此后的戏改活动中，《锁麟囊》率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。李一氓写于2000的《论程砚秋》一文，总结了《锁麟囊》在50年代中所受到的指责，包括：

宣传阶级调和论、改良主义、宣传因果报应观念。

跨越阶层的互助、“种福得福”等曾备受赞誉的叙事设定成为其饱受诟病的原因。

由此再回到1954年版本即张火丁音配像版本的《锁麟囊》，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些改动是从何而来的了。

根据《翁偶虹文集·剧作卷》《京剧曲谱<锁麟囊>（王吟秋整理）》《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》《中国戏曲志（北京卷）》等资料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大的故事框架上，并无反对包办婚姻的内容。

翁偶虹作为编剧，其自身对于《锁麟囊》的解读是：

“富女薛湘灵、贫女赵守贞都是同样具有善良心地的人物，富者出于朴素天真的心理，在春秋亭避雨时，同情贫者的遭遇而慷慨赠囊，不留姓名，不图受报；贫者也出于朴素诚挚的心理，意外获囊，转贫为富，耿耿思报，铭刻在心，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真与善的基本美德。这种美德，千百年来，它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发挥着某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作用。剧本的编写，就是突出了这个主题。

并利用贫富转移的情节，批判了富者不可骄娇，贫者不必卑悲，批判了看风转舵的势利小人、炎凉群相。”

而1954年版本，通过在开场与归宁两折中增加了对于包办婚姻的批评。通过对戏改相关标准的回顾，我们是可以发现的，反对包办婚姻、争取婚嫁自由等戏被允许且受赞扬的。

此外为了避免《锁麟囊》中的阶级问题，其也作了一些修改。

如薛良在面临薛湘灵的打赏时，其态度是不屑，且不收受赏赐。薛良承担的角色非具有“奴隶道德”的，为家主尽心尽力获得打赏的家奴，而是具有反抗性的独立个体。

此后薛湘灵落难也不再是做老妈子，而是做家庭教师。避免成为“奴隶”。

在团圆一折，或是为了进一步展示出对于上层阶级的批判，周庭训对于薛湘灵的质疑，并非是有口难开，而是直言不讳。

其中最大的改变当属赠囊环节，为避免富家女慷慨解囊帮助富家女，忽略阶级差异，呈现出阶级调和论调。

赠囊环节中，贫家女不再因家贫而哭泣，而是因自己出嫁后老父孤家寡人而哭泣。或许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，赵禄寒在女儿出嫁时还是能够为女儿准备红衣一件。

薛湘灵赠囊不再因“怜贫”，而是因钦佩。

贫家女为自身节操也不再收下囊中宝物，而是带走空囊。

在此后的三让椅环节中亦需要再次强调对于贫家女品格的赞扬。最终的团圆不再歌颂“种福得福如此报”，而是强调共同投入劳作之中。

其实正如翁偶虹自身对于《锁麟囊》的解读，这一剧本本为一喜剧，人们在其中能够看到老少傧相、碧玉等人物的插科打诨。与此同时，其主题又具有普适性，互助、行善事、批评“势利眼”。

正是在这种轻松愉悦的普适性叙事中，尽管薛湘灵与赵守贞的命运有着两极反转，但是本质上她们两个一直处于一个平面中，如莫比乌斯环。

因为此剧所试图去讨论的问题在于善意、帮助等的跨阶级性，是一种超越阶级的叙事。薛湘灵与赵守贞尽管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，但是她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与灵魂底色。

尽管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，但是《锁麟囊》的故事何尝不是中国版《绿皮车》，与此同时其着眼于贫富差距，或比种族问题更具有普适性更无国界。是否有一种东西是所有人都共同追求的，是否有一种东西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，《锁麟囊》给出的答案是人与人之间最为朴素的悲悯情感与互助行动。

像是桂娟在自己研究生论文里写的“无非是一个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的轻喜剧，观众向这出戏要的：

“人生之滋味，程腔之大成。有了这两点，《锁麟囊》就传世了。”

但是《锁麟囊》的真正传世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

正如此前所说，根据果素瑛的回忆，直至程砚秋病重，《锁麟囊》都处于一种禁演的边缘。

但是一个问题是在50年代就没有人演《锁麟囊》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1951年李玉茹剧团从便在武汉人民剧院贴出《锁麟囊》。

1955年《戏剧报》批评武正霜，言其程砚秋本人都不演，而武正霜在演。批评她有“资产阶级腐朽的‘利欲熏心’的金钱观念”。

尽管《锁麟囊》一直处于禁演的边缘，但是程砚秋对于此本的态度一直是挽救状态。《戏剧报》1954年第8期《关于京剧“锁麟囊”的演出》一文中提到了程砚秋本人的态度：

“《锁麟囊》的编成是在二十多年以前。当时编演此剧，是因为看到了社会上贫富之间的矛盾，贫者困顿流离，富者却恃财骄矜，心中颇有所感……个人当时的想法颇与杜甫诗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及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相近。但由于当时思想认识上的局限，对于这一段故事，未能做恰当的处理。解放以后，以新的观点来衡量，此剧内容更多不妥。我也曾想把这戏放弃不演，可是还有不少观众，从艺术的爱好出发，一再要求观摩一下。但如果按原来的本子演出，确是不好的。前年冬间，我想出了一个修改办法，主要的是把薛湘灵和赵守贞之间的关系改变一下……”

关于倾向于修改剧本的原因，一部分人指出这或许在于程砚秋此前便有过成功过审的先例。

1952年秋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，大会通知程砚秋以《荒山泪》参演，但是程砚秋本人坚持演出《三击掌》，当时新婚姻法颁布不久，他意在通过《三击掌》的演出配合争取婚姻自主、反对封建婚姻的宣传。最终通过加工重排的形式最终获许演出《三击掌》。

尽管《锁麟囊》在1979年后大规模恢复演出，但是直至1980年“京剧向何处去——京剧艺术座谈会”，《锁麟囊》仍是一个问题剧本，被认为应当修改后演出。

在随后的两年中，相关报道不再执着于《锁麟囊》的立场问题，开启其唱腔解析、欣赏等。有关《锁麟囊》的政治争议才算得上是真正落下帷幕。

但是由于程砚秋并未留下完整的《锁麟囊》录音，后来者并无机会听到“正统”的《锁麟囊》，直至新千年以后，李蔷华在七彩戏剧中的绝版解析栏目向大家披露，程砚秋1946年在上海天蟾舞台的演出曾有明场录音。

这份录音因争议而一直蒙尘，到争议散去后却又已经没有能播这种唱片的机器了。直到绝版赏析拍摄前，上海文广局才发现这份尘封近半世纪的珍贵艺术品。目前这份录音散见于各平台，尽管杂音不断，但是仍能听到其间的叫好声。于是人们就着呲呲的杂音，听着“这才是人生难预料”，畅想1946年的盛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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